“人文”的范围如此广阔，我的知识又极其有限，真有“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的惶恐。我想从一百年来西方人文研究的大趋势开始，然后归结到中国的现状。这是因为我们现代的人文处境是由西方文化入侵开始的，潮流必须探源。 

    一、回顾20世纪科学典范下的人文研究 

    科学革命虽早始于17世纪，但科学主宰人类的生活，从局部到全面，则是20世纪的新发展。科学及其所衍生的实用技术今天已经由西方传布至全世界，这是所谓“全球化”的基本动力之所在。我们必须牢牢记住科技越来越支配现代生活这一事实，然后才能对人文研究在今天的处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让我略举实例，以说明我的意思。 

    1900年发现了量子学说的蒲朗克（ｍax ｐlank）自然是公认的物理学大家，毫无争议。但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人文学科的地位仍远在新兴的科学之上。蒲氏出生在一个宗教和学术的世家，家人和亲戚并不鼓励他去学物理，甚至还有加以嘲笑的。他们都认为人文是比科学更为优越的知识方式。 
    到了20世纪中期，人文与科学之间的相对比重已发生巨大的变化。1959年英国剑桥大学所爆发的“两种文化”争论，便是最有象征性的事件。 

    斯诺（.p.sn）是出身剑桥的科学家，其科学研究却以失败著名，后来改写小说，同时又兼任政府的科学顾问。这年五月他去母校演讲，题目是“两个文化与科学革命”。他将英国知识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人文，一类是科学。他对这两类知识人都提出了尖锐的指责：英国的政治与社会决策权力大体上掌握在人文知识人的手上，他们在大学时期的训练不外经典、史学和文学，但对科学却一窍不通。在他看来，20世纪才是真正科学革命的时代，许多基本发现，如物理、生物等，都出现在20世纪上半叶。因此国家政策由科学外行来拟定，是极危险的事。另一方面，他也批评科学知识人缺少人文修养，以致往往轻视人文学。 

    斯诺的主要论点在今天看来实在很平常，但当时却引起了西方学术文化界的巨大震撼。首先发难的是剑桥大学的文学批评家李维思（f.r.leavis），他强调科学与人文的方法不同，语言不同，“两种文化”之说是无知妄作。随之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崔林（linel trlling）评论这一争论，也认为斯诺过于简化人文的复杂内涵，认为“两种文化”的对比不能成立。 

    我引用这个公案并不是对争论的本身有兴趣，而是借此说明：从蒲朗克到斯诺，短短七八十年之间，科学与人文在西方社会的地位，一升一降，已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争论之所以出现，并持续至今（按：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曾为此特制四十年纪念的讨论节目），象征着科学迅速地取代人文的新现象。四十年后反观这场争辩，似乎斯诺更有先见之明，科学文化现在几乎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角落。相随而来的，则是文化评论家对科学的中心地位比斯诺更加肯定了。因此继“两种文化”的讨论之后，布洛克曼（jhn brkan）在1995年又提出《第三种文化》（the third ulture）的说法。所谓“第三种文化”并不是科学与人文交流以后的新综合，而是科学知识的通俗化和普及化。 

    最近二三十年来，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生物学家中已有不少人开始专为一般读者写深入浅出的通俗读物。这些作品虽说是为了“雅俗共赏”（ppluar），其实还是假定了一定程度的科学训练，读者若没有相当的数理知识，还是不容易吸收的。今天西方任何一家具规模的书店都有几个书架列着这些读物，这是二三十年前所未有的现象；一般人的“人文修养”大有为“科学修养”取而代之的趋势。 

    1987年贾柯比（russell jaby）出版了一部书，名为《最后的知识人》（the last intelletuals），主要讨论为什么所谓“公共知识人”（publi intelletual）在美国社会呈现逐渐减少的倾向。此书的解说很繁复，这里不能也不必涉及。值得注意是布洛克曼在《第三种文化》中所提出的答案。他认为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的公共知识人曾经大多数都是人文、社会科学出身，他们所发挥的功能今天已为科学家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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