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华南师大管林、钟贤培两位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①，自1991年问世以来，学术界多有好评。研究者们首先注意到了该书在文学史编撰体例上的突破，认为“组合型”体例的创造是这部近代文学史的最大特色。各自独立又相互补充的“四编”使该书呈现出开放性和完整性，能够满足不同读者对中国近代文学立体性认识的需求。而《史记》“互见法”的借鉴、使用，时常从不同角度论述同一流派，同一作家的不同特质，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既体现了体例上的独创性，又顾及对作家、流派的整体性把握。其次，对该书研究方法新的探寻及学术观点时有新意等优长，研究者们也大都有公允的评述。具体如，该书加强了对中国近代文学的整体性把握和宏观描述；对以往的“文学史”因种种原因忽略、遗漏的文学现象、文学流派予以客观、精当的评价；重视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等②。

    综各家所论，《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是一部体例上独具特色，观点上时见新意，融学术性与工具性于一身的优秀文科教材。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近代文学研究者的一致认同。但是，“中国文学史”的编写，至今仍处于不断探索阶段；“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编著起步则更晚，值得进一步探讨、研究的问题仍有很多。因此，在充分肯定《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这一本独具特色的优秀教材的同时，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部备受好评的著作以苛求的眼光来做更进一步的认识、评价，以期渐臻完美。

    早在1932年，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自序》中曾对编修文学史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文学史，足以指示读者们以中国文学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和整个的真实的面目。”③换言之，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编撰，也必须足以揭橥中国近代文学的整个发展过程和整个的真实面目。我们认为，《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在纵向分析、说明中国近代文学的演变过程.描述其演变轨迹，探究其演变的原因、规律诸方面，的的确确已经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文学的历史”和“历史的文学”不但是编著者的指导原则，而且也成了该著贯串始末的两条红线。著者由此深入到文学的时代历史联系。文学自身的对立统一关系中，较准确地揭示出近代文学发展的规律。但在横向展示近代文学各个时期的发展面目上，由于体例本身的限制，这种展示有其不足之处。

    具体而言，“文体编”在分论近代各体文学的变化发展时，侧重于纵向描述各式文体的变迁。虽然其中也有近代作家作品的重点剖析，“作家传”、“大事记”部分于此又有所补充，但对近代文学不同时期的发展，读者仍难有一个同步的全景式的印象。

    其次，文学发展的渐变性决定了近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之间不可能有明确的界标。作为一部论述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专著，重点自然应该放在近代文学，但能否如某些论者(赵慎修先生)所建议的那样，在“综论编”中增设一章“古代文学的没落”，集中论述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的衔接。同时，考虑到近代后期、现代初期，近代文学的一些非主流的社团、流派仍在部分区域有所活动，如同光体的绵延不断的存在，鸳鸯蝴蝶派文学的一定程度上的“繁荣”，现有的几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于此极少关注。“近代文学”能否有一个延伸式的断结?

   再次，反殖、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文学无疑是中国近代文学的主流，但主流以外的分流作家、作品.事实上在特定的区域、阶段内，影响、声势反大于主流作家、作品。对于这种貌似“反常”的文学现象，编写文学史时不应当予以简单的忽视或仅作表层的解析，而应从文化、时代、区域性读者群的构成等方面予以综合性的考察，真正发掘出其内含的、本质性的根源。

    由此又引发到“文学史”的另一层任务：客观、准确地估定文学的时代价值、历史价值。作家的价值大小、作品的成就高低，并不简单地取决于作家是否属于某一特定的文学思潮，也不取决于他与文学主流关系上的亲疏远近。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文学的兴趣中心如果与社会心理保持同步的关系，就有可能造成广泛的影响。而艺术品味、艺术手段的高低巧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体现在文学作品的社会淘汰和历史筛选之中。作为近代文学支流的同光体诗歌，虽然不再被粗暴地垢病为反动内容与复古形式的代称，但对这一诗派何以延续不断、声势广大，如果没有一个使人信服的解释，恐怕也是不完善的。又如鸳鸯蝴蝶派，在承认其部分作品有“反帝爱国和抨击社会现实的积极的主题”的同时，对于这一派小说何以能畅行不衰，如果能从中国近代的畸型社会心态、读者群的独特构成、艺术手法上对古典传奇及世情小说的自觉继承等方面深入考察，并由此反观世态人情小说特有的质地，可能会有助于更加真实、深刻地再现中国近代文学的本来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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