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中，关于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非常薄弱的。 我们比较侧重于对经典作家的思想作正面阐述和发掘，在回顾蒲鲁东主义、杜林主义、马赫主义等等这些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战对象的思想时，也是从属于正面理解的需要的。而对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思潮往往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没有充分地注意到它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在理论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坚持”和“发展”的问题，坚持什么和怎样发展？就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不能够仅仅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历程的正面叙述上，应该在正面叙述的同时也注意到马克思主义曾经遭受到的歪曲和篡改。多年来的理论和实践表明， 仅仅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和观点并不等于能够做到“坚持”，反而会经常受到教条主义的困挠。因此，在今天回顾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遭到的歪曲和篡改，对于我们思考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 对于如何在改革开放中选择正确的思维取向等等都有着启发意义。

　　　　　　　　　　　　　　　一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被肢解了。其实，早在马克思在世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歪曲就已经开始。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挑选和集结无产阶级的力量、使无产阶级作好迎接未来战斗的准备的过程，正在缓慢而持续地向前发展。”[1]随着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增强和信奉者队伍的扩大，一种误解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因素也在增长。这就迫使马克思作出声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

马克思逝世后，特别是90年代初开始，几乎在西欧各国都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一些青年著作家往往把它作为一种装饰品塞进自己的作品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崛起的“青年派”就是在拥护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把马克思主义“歪曲的‘面目全非’”的，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为一种经济唯物主义和社会宿命论。保尔·恩斯特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认为历史是完全自动地形成的，丝毫没有人的参与， 经济关系就象玩弄棋子一样地玩弄人。所以，恩格斯愤怒地指出，“青年派”这批“聪明透顶的博士”对马克思的歪曲是一场“大学生骚动”。

同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青年派”身上，就是在拉法格、梅林、考次基、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与追随者那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机械化的倾向，尽管他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的贡献已有定论。比如，拉法格把马克思主义称作“经济唯物主义”，这看起来只是用语上的不准确， 实际上却表明他思想中存在着经济决定论的倾向，而这一点恰恰是恩格斯晚年所极力反对的。在梅林的理论著述中，较多地注重社会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相互关系问题，特别是他在反击论敌时，“是一个善于当 马克思主义者的人”[3]，而当他研究历史时，却同样犯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因而，他不善于充分地揭示社会生活各种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总是过多地注重经济的方面。当然，梅林是幸运的，他的错误立即被恩格斯指了出来。

　　　　　　　　　　　　　　　二

在第二国际后期，特别是在考茨基那里，马克思主义被曲解成一种带有浓重宿命论色彩的机械决定论，尽管“考茨基是一个几乎能把马克思著作背得出来的人； 从考茨基的一切著作来看，在他的书桌或脑袋里一定有许多小抽屉， 把马克思所写的一切东西放得井井有条，引用起来极其方便。”[4]然而，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一点也不理解。”[5]他割裂历史中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 、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片面强调经济必然性， 把历史规律理解为某种凌驾于人和阶级之上的力量。特别是在考茨基晚年的著作中，宿命论的观点越来越变成了他的世界观的基础，并从此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 、片面化 、教条化 、庸俗化。当代西方学者把考茨基谑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教皇”， 如果是就他片面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经济事实出发来考察历史和社会的原理演化为宿命论的经济决定论并作为教条这一点而言的， 那是不无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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