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巴赫金自己思想学术活动的环境中，政治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并且后者内在地影响和制约着他的学术活动。在巴赫金进入思想学术领域之际，正是俄罗斯社会天翻地覆的时候。十月革命使他未能读完大学，革命初期的困难使成千上万的人处于冻馁之中，为了活命不得不离开彼得堡到涅维尔以及维捷布斯克谋生，正是在那里，他结识了影响自己大半生、后来被称为巴赫金小组的那一批年轻朋友，并在与他们的切磋砥砺中形成了自己那些最重要的思想：关于康德、柯亨的哲学、美学，以及自己具有存在主义倾向的伦理哲学。1924年到1928年对于巴赫金也是有决定意义的几年，在这几年，巴赫金以朋友的名义出版了一系列论著，这些论著从选题到核心观点都明显地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气候有密切关系，批判形式主义，批判弗洛伊德主义，批判几种当代西方语言学理论，从社会学的角度阐述文学形式、语言和心理构成的本质，等等。即使是以自己名义出版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的著作，也渗透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视角；而30到40年代的一系列著作，权威意识形态的影响仍然明显存在，就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关于拉伯雷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关系的研究，也明显地留下了列宁关于每个民族都有两种文化理论的影响，这最强烈地体现在他著作中对民间文化没有批判的带有强烈乌托邦色彩的阐释。这些论题、角度、学术立场的选择，都与特定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对学术论题、角度和立场的影响，自然会影响到巴赫金学术成果的内涵。尽管巴赫金明确宣称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论著的许多基本内容却留下了马克思主义的明显痕迹，许多基本观点甚至表述都带有马克思主义的明显印记，即使不算以麦德维杰夫、沃洛希洛夫等人名义出版的、带有强烈的当时苏式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对形式主义、弗洛伊德主义、西方几种语言学流派进行批判的几部论著，仅以最能代表他自己学术立场和观点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和拉伯雷现实主义问题的两部论著而言，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和观点也比比皆是。例如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的著作中，“复调”与“独白”是两个核心的概念，前者用来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艺术特点，后者则用来描述与之相反的小说的艺术特点。这两个概念的运用，在许多学者那里，完全可以限制在文本分析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完全可以用这两个概念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文本本身的艺术特点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描述，以构成一部杰出的学术论著。但巴赫金却不是这样。他在该书中的整个阐释思路是：以“复调”概念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艺术特征，同时，将文本的艺术特征与作者的世界观分析结合起来，指出，只有建立了一种“多元世界观”的作者才可能创造复调小说，而“一元世界观”的作者则只能创作出“独白型小说”，因此，作者的“多元世界观”是复调小说得以产生的基础。巴赫金进而提示，只有一个存在多种对立意识形态的开放社会，才能为作者“多元世界观”的建立提供必要的条件，而这个社会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古代专制和封闭的社会形态中，是不可能也不容许多种意识形态共存并在的。所以，复调小说的社会基础只能由资本主义社会提供。这种基本的分析思路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分析模式究竟又隔了多远呢?
　　至于论拉伯雷小说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关系的著作，在内涵上受到列宁关于每个民族和时代都有两种文化，即人民的、具有民主精神的文化和统治阶级专制僵死的文化的论述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列宁看来，前者是文化的精华，而后者是文化的渣滓。那么，民间文化本身是否也有消极的东西呢(这种消极的东西并不仅仅是统治阶级文化传染和渗透的结果，而是民间文化天然携带的文化基因)?列宁对此回避了。而巴赫金论拉伯雷著作的一个基本论述思路是，拉伯雷小说继承的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甚至古希腊罗马以狂欢节文化为核心的民间文化传统，拉伯雷作品到处充满着狂欢文化的印记和精神。拉伯雷小说的“怪诞现实主义”特征的根源正在这里。而这种民间文化与中世纪的教会文化、官方文化和文艺复兴以后建立的理性文化有根本的区别，后者是专制的、克板的、腐朽的、反人性的、缺乏活力的、形而上学的，而前者恰恰与之相反，是民主的、充满生命力的、灵活开放的、人性的、充满辩证法的，在这种基本观点的基础上，连民间文化中那些一般人认为是粗鄙的、生物性的、下流的、放荡的、纵欲的成分，在巴赫金的阐释中，也获得了正面的价值。这种对民间文化、进而对拉伯雷小说相关特征和内容不加批判、毫无保留的肯定和完全理想化的阐释，很明显是与列宁的相关论述息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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