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著《超隐喻与话语流变》问世后,反响强烈,被称作“藏氏 理论 ”。曾荣获法兰西国家PALES 教育 骑士勋章的罗兰·巴特 研究 专家张智庭教授认为:藏在图像符号学等方面的研究,已经超越了西方图像理论的代表人物罗兰·巴特……
超越罗兰·巴特,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用俗话说这叫“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用学问点的词儿说,那叫“ 影响 的焦虑”;如果再引申点后殖民理论的话,那就叫在西方中心的语境中,作为第三世界本土知识分子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 中国 学人大多数都在跟着西方的种种“主义”跑。而另一些则又盲目拒斥当今西方的学术“范式”,就像生活在今天不会用手机而只能靠飞鸽传书一样。
一开始我也是这个队伍中跑得比较欢的一个,生怕落伍。可渐渐地我发现,西方的那些令人目不暇接的“后XX主义”,其实都是在 现代 语言学这个大平台(范式)上,根据不同的需求和对象转换出来的。就像汽车生产商会基于某一平台,制造出不同型号的汽车来一样。最明显的例子,如后结构主义中有关“中心”与“边缘”(德里达),“发声”与“无言”(福柯)等理论,用之于性别研究,便成了女性主义解构“菲勒斯中心”的利器,用之于种族研究,就又成了“后殖民主义”的依据……
中国的知识界,根本就没必要跟在这些各领风骚三两年的“主义”之后疲于奔命,因为只要我们真正掌握了这个学术平台,我们同样可以“发明”出新的理论来。这颇有几分像当今中国的汽车业,在引进了某品牌的核心技术及平台后,自己同样可以升级换代,推出新的车型来。当然,学术毕竟不同于造车,而且引进现代学术平台的重要性,也远甚于造车的技术平台,因为新的学术平台所带来的,不仅仅是“ 方法 ”,而是一整套“范式”,是全新的思想和观念。
于是我便与西方的罗兰·巴特们,展开了一场跨世纪的对话。

一、文化病毒——“超隐喻”

就如造车业在引进技术平台后,仍需根据中国的实际路况、油品等,对数据加以调校一样,西方理论在用于汉语的学术研究时,同样需要认真地“调校”一番,因为汉语本身就不同于西语。比如,雅克·德里达有关“语音中心主义”的理论,就不能直接地用到汉语学术中来。因为在汉语中,“文字中心主义”的文化特征十分明显,根本就不能一概而论。那么,在汉语中类似西方“逻各斯”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很多学者都认为是“道”。美籍学者张隆溪先生就在其专著《道与逻各斯》中,将中国文化中的“道”与西方文化的“逻各斯”相对照,做了极其有益的探索,但仍属于一种文化阐释学研究,而不是以汉语为对象的“论文字学”。这就使得解构主义理论在中国往往成了一种无的之矢。
而我在对西方理论的“调校”中发现,汉语文化中类似于“逻格斯中心”的东西,是“超隐喻”。汉语语境中的解构主义所要消解的,不是什么“逻格斯中心”、“语音中心”,而是“超隐喻”。
超隐喻是我发明的一个词,就是“超级”隐喻或“过分”隐喻的意思。为什么一种隐喻会变种成为文化病毒呢?这先要说说“本质论”与“修辞观”。传统学术看待 问题 往往是本质主义的,非好即坏,非善即恶。上世纪的“五四”时期和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都进行过有关传统文化的大讨论,虽时隔大半个世纪,但思路却如出一辙,都是本质主义式的——要么全盘西化,要么弘扬国粹,要么批判继承……而属于现代学术“范式”的修辞观却不这么看问题。这就好比化学中的那些原子,本质主义非要在原子中分出好原子和坏原子来,而修辞观则不认为原子本身会有什么好坏之分,关键要看它们之间的关系。碳原子即可以成为钻石也可以成为毒气,不是碳原子本身好或坏的问题,而是看它处在了怎样的结构关系之中。同样,看待传统文化也要看它的结构关系,也就是修辞关系。所以我没有从中国文化的“ 内容 ”上入手,而是从其“形式”,亦即修辞方式上切入。因为在我看来,“内容”的最深层其实是“形式”,而“形式”的最深层则正是所谓“内容”。我发现,维系着中国千百年来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就话语层面而言,其实是一种特别的修辞方式——“超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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