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衡量腐败程度通行的国际标准，现今世界约有10%的国家腐败水平最低，美国即名列其中（Transpareny Internatinal，2005）。[1]然而，美国政府赢得廉洁而高效的良好声誉仅仅是现代的事情。一个多世纪以前，有关美国腐败的报道频繁见诸报端。贪污受贿、收取回扣、巧取豪夺、偷盗欺诈、内部人交易等形形色色的丑闻充斥着那个时期的美国社会。与今天一些被冠以“最腐败”之名的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相比，那时美国腐败的泛滥程度和恶劣后果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数据表明，在1815 至1975 年间，美国经历了一段腐败事件从层出不穷的高峰期到锐减并维持在一个低水平稳定期的过程。19 世纪70 年代是腐败现象的高发期，其腐败指数近乎美国进步主义时期至20 世纪70 年代之间腐败水平的5 倍（Glaeser 和 Gldin，2004）。本文打算通过对这一特定时段内美国腐败与反腐败历史演进轨迹的描述和理论分析，归纳出导致美国腐败滋生、蔓延、猖獗并最终被相对有效治理的原因或规律。

　　美国历史上的腐败现象主要表现为收买型腐败。带有浓重收买型腐败色彩的典型实例，是一种被称作“政治机器”（plitial ahine ）的政治组织和以其为中心的制度安排。这架政治机器运行的机理在于权钱（或工作岗位）交换，其发动机是在政治家或政客与利益集团或选民之间扮演桥梁作用的所谓“老板”bss）。老板在政治机器体制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其主要职责是为政党候选人筹措竞选经费，代为征集选票，甚至直接出马参与竞选，并在选举胜利后主导政府职位分配、或用政府掌握的经济利益和好处来犒劳追随者。政治机器兴盛于19 世纪晚期至20 世纪20 年代。它不是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而是通过老板和各利益集团的幕后交易来运转的。鉴于地方政府的职位均由竞选获胜者控制，故公职人员大都与当政者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由庞大的官僚体系负责执行以恩惠换选票的具体操作，乃政治机器的另一大特征。在这一过程中，选民期待政府维护自身利益、提高福利水平，政党则以利益分赃为诱引招揽选票，官僚为保住饭碗或扩大利益而介入其中，老板及其帮凶游刃于三者之间。由于利益均沾，这种收买型腐败在全美甚嚣尘上。至1890 年，政治机器已控制了美国20 个大城市中的一半以上，并支配着当时绝大多数的美国城市政府。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也是影响最大的政治机器，非纽约市的坦慕尼协会莫属[4]. nline Highays）。 概率也就要比后者高得多。 就抑制腐败的效果而言，一股强有力的公共舆论监督力量有时比严酷法律的作用更为显著。众目睽睽之下，政府官员明目张胆地利用职权寻租或创租的行为必将有所收敛。公共监督力量主要指由公民自身或宗教领袖等组成的具有意愿、且敢于直面谴责腐败的社会群体（rprate rie Reprter，2004）。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积累，国民教育水平和素质普遍提高，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高涨，公民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断增强。19 世纪80 年代兴起的平民党运动呼吁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弱势群体，以使其免受工业巨头的侵害。这场运动促使政府对大企业的非法侵权行为实行有效控制。19 世纪80 和90 年代席卷美国、声势浩大的工农运动，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超过了1830―1877 年间所发生的分散的罢工运动和佃户的反抗斗争，这大大遏制了公职人员和产业巨头的腐败行为（津恩， 2000）。进入20 世纪，以消除政府腐败、改善政府管理、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为宗旨的进步主义运动掀起了公共部门的改革浪潮，地方事务由选民公决决定、参议员直选等制度的确立，均对推动美国政治的进一步民主化、降低公共部门的腐败程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所有这些，对美国反对腐败政治产生了较大影响。 供必要和适时的服务。这属于典型的收买型腐败。可以这样说，美国把收买型腐败发挥到了极致，在随后的日子里腐败还确实得到了比较有效的治理。或许从中可以引伸出一个命题：和体制型腐败相比，收买型腐败虽然罪孽深重但却易于治理，且有一定的时间性。更进一步，政府的基本类型也可以被简约地归结为体制型政府和收买型政府。显而易见，那时的美国政府属于后者。 府产品市场的三个基本模型：一，完全垄断型市场，即国王、独裁者或单一执政党负责组织市场，并能确保出现贿赂时充分保护公共产权不受侵犯。二，独立寡头型市场，即不同代理人提供彼此独立的产品或服务。此时，由于产品和服务具有不可替代性，每个代理人都可以任意设定贿赂价格。倘若代理人的权限大到足以设立新规则或制度来收取贿赂，那么社会损失将不可估量。三，垄断竞争型市场，即不同代理人提供同质产品和服务，彼此之间是竞争而非共谋的。在这种情况下，贿赂将大幅减少、甚至为零，即公共产品提供者之间的竞争抑制了腐败动机的产生（ShlEifer 和 Vishny，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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