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巴金 《随想录》 《再思录》 《怀念二叔》
论文摘要：巴金的《再思录》基本延续了《随想录》的主题。但由于生活 环境 的相对封闭，以及作者精力所限，他的思考逐渐离开了对现实的关注，而转向追求 道德 自我完善的人生彻悟阶段。《怀念二叔》是巴金晚年转向的标志，是他投向现实的最后一瞥。
巴金《怀念二叔》一文作于 1991年 ，是他晚年后《随想录》阶段的创作；最初发表于香港《二十一世纪))1992年 10月号，收入作者最后一个集子《再思录》。
《随想录》于 1986年完成后，巴金依然关注着 社会 现实，并有意续写随想。作为与巴金晚年经常过往的老友，黄裳在致友人信中谈到巴金当时的情况说：“巴先生还好 ，我七天前去看过他 ，他什么都知道 ，包括风言风语。但他总觉得弄不出什么花样来，还是很平静的。……有新华社记者来访，他则以已停笔谢绝了发言。”(1987)“巴公仍如常。前天去看他，仍注意时局近事，这在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确是不容易的。”(1987)“巴公很好，西湖归来重了几斤，精神也好，他说要写随想录续集，我当然加以鼓动，可见神气不错，还替他买了一部《左传》，说是要查一个典故云。”(1989) 寸于现实中的“风言风语”、“时局近事”，巴金不但难于释怀，而且简直是忧思满胸，精神稍好便要续写随想，尽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他在后《随想录》 写作 中，仍以个人经验反思 历史 ，通过历史反思尽可能参与 20世纪 80年代后半期的现实风云。
《再思录》是巴金《随想录》之后所有文字的总汇 ，它基本延续了《随想录》的主题 ，如反思 “文革”、怀念师友 、回顾( 总结 )写作道路等。但与《随想录》不同的是 ，《再思录》对现实的思考更趋隐晦，同时，由于生活环境的相对封闭，以及作者精力所限，他的思考逐渐离开了对现实的关注，而转向追求道德自我完善的人生彻悟阶段，也就是将《无题集》开始的对托尔斯泰晚年道德困境的思考引向深入 。
1986年始，巴金着手整理编辑《巴金全集》，作为对写作生涯的总结，他写作了一批“解释旧作”的序跋；同时，由于已步入迟暮之秋，加之很多早年的师友相继离去，他又写下了多篇长短不一 、充满人生总结味道的师友杂忆。1981年 6月，巴金曾在《(序跋集)再序》中说：“在我，自信和宣传的时期已经过去，如今是总结的时候了。” 随想录》和《再思录》都可以说是作者“总结”的成果，但二者的“总结”又有很大不同，前者借总结干预现实 ，是战斗的，仍有很多宣传的因素在，后者借总结检讨人生是为提升人生的境界，宣传的色彩渐次褪去，是真正的充满依恋而又不得不谢幕的总结。遍览《再思录》文本，我们发现，巴金最后一篇带有较多宣传因素的作品是《怀念二叔》。
据文中曾提到托友人黄裳买《春秋·左传》一事，并结合上文引述黄裳致友人信可知，巴金写作《怀念二叔》的想法产生于 1989年，并且为此做了积极的 材料 准备。作者在文中深情忆起关于二叔的事，他的脾气、他的辩才、他的室名 、他思想的开明，以及从他那里借读《说部丛书》等。文中特别谈N---叔给“我”和三哥讲解《左传》，以及讲解《聊斋 ·席方平》一篇“春秋笔法”时拍案喊出“必讼”二字的情形，作者称自己不但从讲解中窥得文章奥妙 ，而且由此生发出二叔是他“讲真话”的老师。作者在行文最后似乎不经意引述了《左传》中崔杼的典故：“太史书日：‘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作者接着议论道：“治学有骨气，做人也有骨气。人说真话，史官记实事，第个死了，第二个站出来 ，杀了三个，还有第四、第五……两千五百三十九年前的崔杼懂得这个道理，他便没有让 ‘太史尽死 ” 这段话中的“太史”正是巴金的自况，而为 民族 留下历史的“真的记忆”，拒绝对历史真相的无意遗忘，并揭穿有意的简化、遮蔽甚至歪曲(其结果是集体的被强制遗忘)，这也正是巴金随想写作 目的的夫子 自道。“历史是抹杀不了的”，这是试图改写历史如崔杼者流应该明白的道理；“历史是不容抹杀的”，这是整个民族集体的愿望和呼声，但它又往往沦为意识形态宣传的托词；保证历史真相不被抹杀、改写，阻止 政治 对历史的谋杀 ，还公众一个清白的历史记忆 ，这是“太史(知识分子)的责任所在，即使执简以往，杀身殒命也要前仆后继，讲出真话，记下实事。显然，崔杼的典故并非作者信手拈来，而是有意用之，1989年即买来《左传》查阅这则典故，可见 ，文章的构思与它紧密相关。通观全文，对典故的生发是这篇怀人散文的重心，而“怀念二叔”似乎成 了展开议论的引子。如果说这篇随想有总结和宣传两种命意，那么宣传的目的显然超过了对自我人格的探源式回溯“必讼”与“必书”虽然是巴金得自于早年熏陶的人格精神，但它们被作者赋予了更多现实意义，不但借此重申了讲真话的话题 ，而且触及了面对当政者的残暴，知识者如何 自处与处世的问题。在这里，作者追求的自我形象不再是“文革”中只求自保的苟活者，也不再是“文革”后痛苦的反思者，而是历史记忆的执著而忠实的守护者，不畏强权恪尽职责的知识者。当然，作者的追求也是他对知识者群体的期许：一个知识分子要在岗位上尽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在做人、治学(写文章 )中坚守“有骨气”的精神品格。毫无疑问，巴金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绝非仅仅为了怀人说古，高扬古代士人的不屈气节，他的思考有着无法言明的现实针对性，同时也是对知识者人文责任的痛切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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