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吕南公《灌园集》卷二《谒真君殿》诗说：

念昔魏晋间，士流罕身全。

高人乐遗世，学者习虚玄。

这里指出在 政治 斗争的激流中，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态度的趋向，有的消极，有的假装消极。的确，魏晋 时代 是 中国 封建 社会 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进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统一到分裂，由意见分歧到武装冲突。所谓“天下纷争，群雄割据”。在大一统的东汉王朝瓦解以后，出现一些区域性的地方政权，这些政权分别取得地主阶级的支持，长期的互相屠杀。他们的屠杀政策不仅只是用以对待不同政权下的人民，即同一政权内部也都用它作为解决 问题 的有效手段。因此那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像王弼、何晏、嵇康、阮籍等名士，生长在这个恐怖的环境中，他们纵迹山林，作隐士，或不问世事，潜心学术，对现实社会不敢正视，企图逃避，产生“遗世”“习玄”的风尚。但是一个人生长在社会中，总是无法逃脱社会诸关系的牵制。虽然这些人想竭力做到“与人无爱亦无憎”，而实际上他们却不能没有爱憎，尽管他们“遗世”“习玄”，而有的人还不免要遭到屠杀。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不能不对各种问题表示意见。

一、魏晋时代的 历史 背景和名士的党派分野

魏晋时代的社会诸矛盾，主要的是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剥削而引起的公开的或隐蔽的各种形式的斗争，但统治阶级内部官僚地主和庄园地主的互相倾轧也是重要的一面。在东汉王朝时，社会上实际情形是这样的：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后汉书》卷七十八，《仲长统传》载《昌言·理乱篇》]

这些“不耕而食”的大地主阶级，大官僚阶级，由于“膏田满野”，他们在政治上遂享有特殊的权利，像下面所说的：

虚谈则知以德义为贤，贡举则必阀阅为前。[王符：《潜夫论》卷八，《交际篇》]

夫世臣门子□御之族，天隆其祐，主丰其禄。[《后汉书》卷九十下，《蔡邕传》]

河南尹田歆谓王谌日： “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得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乃以种暠应诏。[同前书，卷八十六，《种暠传》]

对世家子弟这种优越待遇，大大的阻碍了出身寒贱的优异分子参加政权，“汉家天子”有时也感到这是一个问题，章帝建初元年下诏书特别提出这一点叫臣下注意，但事实没有多大改变。直到晋人葛洪对这件事还加以指责：“汉之末世，吴之晚年，……望冠盖以选用，任朋党之华誉。”[《抱朴子》卷四，《崇教篇》]可见这种现象的发生是有其时代和社会的普遍性的。

由于豪门的土地兼并和在政治上享有仕进的特权，使得东汉晚年社会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为黄巾，一为钩党。前者的集结是因为土地的丧失，后者的结合则是仕途的被塞。我们从灵帝初平五年(公元176年)试太学生年六十以上者，和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诏书里有“结童入学，白首空归”的话，知道这批太学生在豪门当权之下，前途是暗淡的。他们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不得不联合起来批评朝政，争取享受政治上和 经济 上的特权。至于失了土地的农民归宿无非饥饿、死亡和被迫起来反抗。《后汉书》一○八《张让传》说：

郎中中山张钧(《汉纪》作章均)上书曰：“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

同时代太学中的刘陶也说：

当今之忧不在于此，在民有饥劳之怨……窃见比年以来，良田尽于蝗螟之口， 杼轴空于公孙之衣(《后汉书》本传作公私之求)，野无青草，室如悬罄，所急朝夕 之餐。[《后汉纪》卷二十一，《桓帝纪》]

张钧和刘陶都认为黄巾是饥民集团，这是官僚地主对农民疯狂的作超经济剥削的结果，我们从张俭奏劾中常侍侯览“前后夺民田三百馀顷”[《晋书·食货志》]看来，不难知道这些饥民的来历是由于豪门将土地兼并而失去土地的农民。这些农民对豪门政府当然是不满意的，生活更是陷于悲惨的境地，有的地方竟发生“妇食夫”和“夫食妇”。为了争取生存，于是全国性的农民起义便在不堪剥削和掠夺之下爆发了。东汉王朝在农民军袭击之下，惊惶失措，迅速下令赦免钩党的罪行，企图把一切地主阶级的力量组织起来，把原来被排斥的一些人物，重新搜罗到政府里面去，扩大了他们政权的基础。这样一来，在疯狂的屠杀中，他们镇压了农民起义。但经过这次朝野大动荡大破坏后的社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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