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宋之间，出现了陶渊明和谢灵运两位大诗人。他们的出身、经历、思想和作品风格都有很大不同，成就也不能齐足比肩，但后代的诗人却常把他们并称“陶谢”，比如杜甫的“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 (《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王安石的“未怕元刘妨独步，每思陶谢与同游”(《示俞秀老》)、陆游的“陶谢文章造化侔，篇成能使鬼神愁”(《读陶诗》)。这种情形说明了陶、谢在不同之中又存在某种共同。主要的一点，应当是在晋、宋间“诗运转关”之中，有着两位诗人的共同努力。这一“转关”在 内容 上的标志是五言诗挣脱玄理的束缚而走向田园山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 自然 ”；在形式上的标志是由平典枯槁到声色大开，“芰荷迭映蔚”、“空水芒澄鲜”。1这里借用陶、谢的诗句，不过是把 问题 描述得形象一点，并不意味着他们各得一偏。正好相反，无论在“转关”的内容或形式上，两位诗人的贡献都是不可磨灭的。

历来的 研究 者，于陶渊明都无闲言，但对谢灵运则毁誉不一，其所毁所誉，又颇有不尽妥当之处。本文仅试图对有关谢灵运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看法，以期作为引玉之砖。

一、晋、宋易代之际的谢氏家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与 政治 的关系远较隋唐以后为密切。高门世族垄断 经济 、政治，也垄断文化，政治形势的动荡总会牵连到文人。鲁迅所说《文选》中的作家有一半不得好死，从嵇康、陆机、潘岳一直到谢灵运、鲍照、王融、谢朓，莫不是因为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权势而招致了杀身之祸。特别在谢灵运身上，这种文学和政治的纠葛表现得尤其突出而自觉。因此，弄清谢氏家族在东晋后期政治生活中的比重和作用，对研究谢灵运的思想和作品来说，并非庸俗的 社会 学 方法 或者肤泛的题外文章。

东晋的高门素推王谢，然而陈郡谢氏的得以跻于甲族而且居于冠冕，却大大晚于琅琊王氏而要到谢安执政以后。《世说新语·简傲》记载过一段很生动的故事：

谢公(安)尝与谢万共出西，过吴郡。阿万欲相与共萃王恬许。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耳!”万犹苦要，太傅坚不回，万乃独往。坐少时，王便入门内，谢殊省欣色，以为厚待己。良久，乃沐头散发而出，亦不坐，仍据胡床，在中庭晒头，神气傲迈，了无相酬对意。谢于是乃还。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日：“阿螭(恬小字螭虎)不足耳!”

谢万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除了清谈和写文章，于世事茫无所知。王恬是王导的次子，其所以不礼谢万，自然不是由于谢万的人品不足取，而是认为两家的门第不能相埒，近似于王僧达的慢待路琼之，张敷的轻视秋当。2谢安明白这一点，所以不去讨这个没趣。同篇又记“谢万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是阮思旷在坐，日：‘新出门户，笃而无礼。”’《宋书·苟伯子传》记“伯子常自矜荫籍之美，谓(王)弘日：‘天下膏粱，惟使君与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数也。”’谢万当众“索便器”，不仅是当时的所谓通脱，而且也在显示高门的骄矜，阮裕的讥评，正是颇为刻薄的针锋相对。笃，意即老实过了头而不通世务，3言下之意就是有点小家子气，缺乏教养。荀伯子是谢晦的姐丈，他引王弘为同类而看不起谢晦。阮、荀两家均为老牌的大姓，谢氏虽然一门显贵，但在他们的心目中，多少还有暴发户的味道，所以在嫉妒之外又高自标榜而不屑与之同列。

然而谢氏虽然后起，上升的趋势却方兴未艾。晋孝武帝宁康元年，桓温病死，谢安继而当国，成为王导、庾氏兄弟以后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谢安的治国方针主要有两条：在政治上“镇之以和静”，即保护世家大族的既得利益，竭力调和这个阶层内部的各种矛盾；在军事上，建立一支由中央政权直接控制的部队，即北府兵。

北府即京口(今江苏镇江)，聚居着当时南徐州、南兖州的侨户，“人多劲悍”。桓温生前，就说过“京口酒可饮，兵可用”的话(《晋书·郗超传》)，有意招募士卒，编为军队，但没有成为现实。太元二年(377)，谢安的侄子谢玄奉命组建新军，加以训练，号为北府兵。北府兵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太元八年淝水一战，以寡敌众，击退了苻秦的百万大军，使南北对峙的局面得以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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