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语言和文字是人们交际的工具。从唐代起，汉藏两族人民就十分重视彼此的语言文字，并相互 学习 ，从而加强了两民族彼此的了解。两民族许多重大的 历史 事件用汉藏两种文字记载下来，而成为历史的证物。
松赞干布不仅重视汉地历算之学，而且留心学习汉地 文献 典籍及治学 方法 。据《旧唐书·吐蕃传》载，在文成公主进藏之后，松赞干布着眼于 发展 吐蕃文化，培养本民族的知识人才，他采取派人留学的方法，到唐朝国学学习汉族文化。国学又称国子监，是唐朝最高学府。“是时，上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使之讲论”，“上幸国子监”，以视关注。当时国学颇负盛名，誉满国内外，“于是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办遣子弟请入国学，升讲筵者至八千余人”②。吐蕃人勤学，深受唐朝臣工赞赏：“吐蕃之性，慓悍果决，敏情持锐，善学不回”③。因此，吐蕃人学均有成。例如吐蕃大臣仲琮就曾是唐朝国学的学生。“先是，仲琮年少时，尝充质入朝，诣太学生例读书，颇晓文字”④。（太学即国学）掌握吐蕃兵权的论钦陵，在“万岁通天二年（即696年），四夷多遣子入侍”之时，他“皆因充侍子，逐得遍观 中国 兵威礼乐”。而且这些来长安学习的吐蕃人，均“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击朝章，知经国之要”⑤。《册府元龟》亦载：“吐蕃先遣使来此迎公主、兼学汉语”。
吐蕃学习汉地文化经典的另一种办法，就是请汉地文人入藏协助办理文书典籍。这从松赞干布时就开始了，“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⑥。同时，还向唐朝请求典籍，此类汉人助吐蕃“典其表疏”的具体情况未见记载，但吐蕃对汉人是很重视的，据《因话录》载，淮南稗将谭可则被掠入吐蕃，知道吐蕃每得汉人，“觕有文艺者则其臂，以候赞普之命，得华人补为吏者，则呼为舍人，可则以晓文字，将以为知汉书舍人”，“其旧舍人有姓崔者，本华人……其人大为蕃师所信。”①另外，吐蕃官府中也有知汉地语言文书者，谭可则曾告诉吐蕃人宪宗死事，“其傍有知书者，可则因略记遗诏示之，乃信焉。”②可见吐蕃官府中常有汉藏两种文字执掌文书的人。有位徐舍人，他是司空英国公五代孙，在吐蕃已居三代，且“代居职位，世掌兵要”。当时唐与吐蕃通晓汉藏两种语言文字的官员不乏其人。著名的唐朝会盟使兵部尚书崔汉衡多次往返唐与吐蕃，他精通“夷言”，因他能以“夷言”（即吐蕃语）与吐蕃人直接交往，故能多次完成唐蕃通好等使命。同样，迎接金城公主的吐蕃重臣名悉腊，他“颇晓书记”，在长安多次觐见唐朝皇帝，并能与汉地名臣文士一起联句赋诗，其汉文诗句甚高雅，“当时朝廷皆称其才辩”③。
当然，唐王朝与吐蕃王朝上层统治者的推动有助于汉藏间的文化交流，此外，汉藏两族人民的民间往返也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和促进力量。敦煌就是唐代汉藏文化交流的中心地，也是唐蕃的中间地带，这一带又称陇右或河西，当时藏文称为“河西一路”④。吐蕃政权曾长期统治这一带，可谓“事更十叶，时近百年”。 自然 唐蕃间有战争，不过战争必然也会造成汉藏百姓间的频繁接触。吐蕃士兵许多随军奴隶，他们平时为吐蕃奴隶主“散处耕牧”，战时则是吐蕃“豪室”的“奴从”。河陇的口昷末部就是这种以奴隶为主的奴隶属⑤，后来这个部中还有大量汉人参加，“口昷末百姓本是河西陇右陷没子孙，国家却弃掷不收，变成部落”⑥。生活在这一带的汉藏族人民，相互 影响 很大。唐诗形容这里的吐蕃人是：“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⑦。而生活在这里的汉人则是：“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⑧可见双方风俗语言之间的交流程度。敦煌文献中关于汉藏族人民用汉藏对音拼读或译音的办法学习彼此语言文字的记载很多。例如，汉藏对音《千字文》残卷⑨、《汉藏对照辞语》⑩、《汉藏对照辞汇》⑾等等，都是留存至今的珍贵古文献。这些汉藏对音词汇，很可能是汉藏两族文人共同合作的产品。语言文字的学习促进了唐蕃双方文献、表疏有典籍的翻译和交流。例如，用汉文字写的敦煌文献有：《大蕃敕尚书令赐大瑟瑟告身尚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系“大蕃右敦煌郡布衣窦吴撰”⑿，还有《谢赞普支敦煌铁器启》⒀及《向吐蕃赞普进沙州莲花寺舍利骨陈情表》⒁等等。这些表文、启文及颂词，显然均出自汉人之笔，也可能有吐蕃“知书者”参加撰写。《旧唐书·吐蕃传》载有公元730年吐蕃重臣名悉腊赴长安向唐皇上表，此表文系汉文（也许有藏文原文），行文颇具汉文风格，同时又显示了藏文文书的特色①。名悉腊的七律之作极佳，充分显示了他的汉文造诣之精深，上述表文极可能出自他手。以上诸例表明吐蕃人学汉地“典疏书”已卓有成绩。“长庆唐蕃甥舅和盟碑”的汉藏对照碑文②对译精确，充分体现了汉藏两族文人的合作，也反映出汉藏两族一些文人对汉藏语文之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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