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我们上述讨论的基于情感性偏向的“怜女假相”之“让”，这个情欲词就是这样，一方面，它作为名词陈述男女之间偏向的客观现象；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情感状态动词，表示“应当”的道德命令，在“狮子化”的偏向下，强烈要求男性到处都理应“让”着女性，就连“让”这个行为或命令本身也得处于“让”的总命题之下，于是进入了看似悖理的却是具有本土社会主义特色的“潜规则”之中。举例：有礼貌的上海男人会在公共场所对待女人来个“女士优先”的行为，对此，有的女权主义者当面会“客气当福气”，心安理得地接受着这份“优先”，又继续施展“让”的情感诉求，却在背后责骂：这恰是男权主义在作怪，正是他们看不起女人，才会有如此举措，“让”出的“优先”行为表明男权主义得逞了！[17]——看似道义逻辑上违反了“不矛盾率”，但恰是中国特色的“得意忘象”，“得象忘言”，因为中国式阴性思维的内在要求是：超越于语言逻辑这个工具性障碍，以便通向更高境界的“道”，在此场合，“道”是包含着“怜女假相”的“让”的。在压缩于局促的空间里处于人际关系高度复杂化的智斗之地上海，精明的市民将熟谙此类“道”的“城府”本领称为“拎得清”。外地人不明就里，却常常信口雌黄地嘲笑上海男人是“小男人”，胡乱评说“气管炎”、“围裙丈夫”，在上海人看来，真是“伊拉介拎勿清的”。“拎得清”的上海人是不会去争辩“让”这个词眼的，也不会当着面争论社会公平与否。反之，“拎大勿清”或书呆子气的上海男人在现实中定会碰壁吃苦头，即使吃了苦头也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因为“让”的特重砝码早已加在了上海女人这一边。 又如，中国女权主义惯常申诉：企业招聘时候“因为性别偏见而排斥女性员工。”但有人据2000年部分报刊上刊登的招聘广告统计，餐饮服务业的招聘广告85%限于只要18-25岁的未婚女青年；在招聘文秘和产品代表人员的行业中，有50%的用人单位强调只要女生[18]。对此，相关岗位的男性求职者为什么不如同女性那样会诉苦呢？——是否也可以认定就业市场的某些场合，同样存在着歧视男性的趋向？倘若我们知道：有“怜女假相”这样一个偏向性情感作用，就不必争论谁歧视谁，即使有男性诉苦了，也很少会传播至我们的耳朵里。然而我们需要对于社会作纯粹客观的事实分析，则必须排除之，因为它正是情感的附加之物。 基于客观事实的社会公正立场看来，即使有部分岗位的需求偏重于、只限于男性的，也绝少是出于歧视的动机。劳动力市场就是以劳动力的市场成本为算计的，在资本一方看来，使用即将婚育的女性劳动力就意味着要额外支付生育、哺乳等附加成本，并且还会造成阶段性的缺岗，当然是不划算的。出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企业首要考虑的必定是赢利和增值，而不可能受惑于“怜女假相”去照顾去解决与己无关利益的员工生育问题，当然会优先聘用男性员工。这本身是市场经济规律运作的结局，可是女权主义却偏要定性为“歧视女性”。问题不在别处，而在左倾主义里国人习以为常了：“假相”就当真相，价值权充事实，却不愿意揭穿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中国式“潜规则”——位于事物现象背后的“意”和“象”，于是进入了中国式语言的“言不尽意”游戏之中。为此，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学可以进入了我们的方法论视线：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它的用法，这需要把说话方式同具体特定的场景以及说话者的内心情感结合起来，综合起来考察其用意。 当今中国，无数的“服务小姐”活跃于每个城市里的发廊、洗脚屋、歌舞厅、洗浴场等场所，于是女权主义感叹，中国女性的地位下降了[19]。但若剔除了“怜女假相”来观察并非如此。据深圳蓝皮书称：“八成发廊涉嫌性服务卖淫者多为自甘堕落”[20]，所以，小姐操起性服务行当，与其说是出于谋生困苦不得意为之，还不如说是企图谋取高收入，不愿意嫁给穷苦男人，瞧不起斗败了的“雄狮”，只愿意为成功的男人：“狮王”去献身——由此激化了男性族两极分层，成功者性资源多多，落败者鳏居终生；同时，婚外性交易还导致了资金财富的单向流动：从男性流向女性，使得性服务小姐的经济地位大幅度提升，从而缩短了其与高层男性之间的差距，但却拉大与低层男性的差距——促进了“狮子型”社会的建构。这些出卖肉体的，或单纯为了钱财去变相出卖自己的女性族，在文明世界是被看低、瞧不起的“掘金者”（Gld-digger）；但在“狮子化”引导下，流行起“笑贫不笑娼”的风尚，成为了“狮王”属下的“母狮”，可被众多的低俗大众所景仰、羡慕不已，真正地位下降的倒是中低层的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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