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区域，亚太安全是我周边安全中最突出、最重要的一环。最近二十年来，不论是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和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等经济领域，还是意识形态斗争和人权事务较量等政治领域，或者是捍卫海洋领土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防止周边事态恶化等安全领域，美日等国、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及我国的台湾省一直是我对外工作的焦点和难点所在。因此，探讨近年来逐渐引起重视的安全新观念，进而研究我国的亚太安全构想，逐渐完善其理论依据，对于建立中国之“面向21世纪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保障国内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均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上篇：安全新观念

　　对安全观念及其变化的探讨，是当代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虽然近一、二十年国际学术界对此问题开始加以注意，近几年来它在舆论界和政治家那里也引起日益增多的关注，近来由于亚洲货币金融危机更连普通百姓都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但是，总的说来，综合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尚未展开、有待深入的分析课题。［注1］

　　多数人都能感受到的一个现象是，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正在经历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经济因素明显上升，地区一体化过程加速，国家间相互依存日益加强，跨国性的问题和更大范围的危机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和民族国家共同关心的焦点。对于研究人员而言，问题还要深入一层：所有的变化似乎都在显示一个迹象，那就是，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不论是积极面或消极后果，变化的方向都沿着所谓“全球化”（Glbalizatin）的轨迹演进；它同时预示着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重大转型。［注2］

　　本文不打算、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地研究安全问题，它将首先扼要界说这一术语的含义，接着探讨基础性的若干重要理论和概念命题，分析一下所需的某些研究观念及方法的转变；然后，把一般原理与特殊问题结合起来，主要是联系中国目前在亚太安全方面的迫切利益关系，就我们国家的安全构想及战略策略原则谈一些看法。

　　一。新安全观

　　故名思义，所谓“综合安全”（英文叫“prehensive seurity”），是一种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内容广泛的安全。

　　在中国人的日常话语里，“安全”的意思与“安定”、“安稳”、“安适”、“安详”或“安心”等词汇常常是类似的或挂钩的，指的是一种和平、稳定的状态；古人曰，“今国已定，而社稷已安矣”，古诗曰，“风雨不动安如山”，亦是形容这种宁静、无战的局面。因此，单从字面上简单理解，安全指的是行为主体（不论是个人或国家或其它集团）在自己生活、工作和对外交往的各个方面能够得到或保持一种不受侵害、免于恐惧、有保障感的状态。

　　现在人们关注的“综合”安全，在上述界定的基础上，还有两层特殊的含义：第一，从安全内涵上看，综合安全需要同时容纳传统安全与新安全的内容；第二，从行为主体观察，综合安全需要把范围扩展到比国家（state）更大的层面。让我们对它们分别做简要分析：

　　1.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从国际政治的历史看，传统安全观是到目前为止仍占支配地位的安全思想，它的要点是：国际关系-不论古代现代当代-始终是无政府状态的，它缺少、也不可能具有各国内部那种强有力的统治秩序与权威，从而，这种无序和不安的状态给各国带来了种种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对领土边界的威胁，对民族生存的威胁，对国家主权的威胁，对各国统治本国的权力的威胁，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并且根据“自助”（self-helping）的原理，规划本国在国际角斗场上或“搏斗拚杀”或“韬光养晦”或“合纵连横”的各种战略、策略，如结盟制裁，如确立均势，如加强实力，如军备竞赛，以及（偶尔地和局部地）借助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力量或威望。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以往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战略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以及各国政府关心的主要内容，是加强本国实力（综合国力）和动员能力，设计各种各样的用于国家间博奕的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外交、军事、国际法、联盟与裁军等“争取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注3］古今中外，从“战国七雄”的争霸到“三分天下”的并立，从近代欧洲列强的争锋到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现实主义者的上述认识得到了广泛印证，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成为安全观的基本内容。它把国家角色放在国际舞台的中心位置，把哲学上所讲的“人性恶”和“互斥”作为世界观的根据，把人类社会以群体分居的历史视为经久不变的“斗争－妥协－再斗争”的过程之循环。它向人们展示的既是一幅比较严峻和冷酷、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国际画面，也是-用专业研究眼光看-一幅比较简单的“不打枪不放炮即为和平态势”的“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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