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青年 时代 开始读博尔赫斯，当时他还未成为国际著名作家。在那些年头，他的名字是一群初出道者的暗号，读他的作品则是少数几位行家里手的秘密膜拜仪式。在墨西哥，1940年前后，我们这些行家里手由一群青年人组成，偶尔也会有一位不那位热情的老党人：何塞?路易斯?马可内斯、阿利?楚马塞罗、哈维尔?比利亚鲁蒂亚，还有另几个人。博尔赫斯是作家的作家；我们经常通过那个年代的杂志追读他。我从《南方》杂志连续数期读到他一系列出色的短篇，这些短篇后来在1941年汇集成他的第一个小说集：《交叉小径的花园》。
我还保留着那个旧版本，蓝色大理石花纹硬皮封面，白色标题字，以及那支用较黑的墨水绘出的箭，指向南方——与其说是地理上的，不如说是玄学上的南主。我一直读着它，并默默与它的作者对话。作者消失在他的作品背后（这是在名声把他变成一个受害像之前的事）；有时候我甚至会幻想博尔赫斯本身是一个虚构的人。
第一个怀着惊奇和热情跟我变起博尔赫斯其人的，是阿方索?雷耶斯。他极敬重博尔赫斯。但他欣赏他吗？他们的品味很不同。是那种把同行拉在一起的愉快的“反巧合”事件，使他们找到共同点：对博尔赫斯来说，这位墨西哥作家是散文大师；对雷耶斯来说，这位阿根廷作家是一个稀奇的人物，一个恰如其分的怪才。后来，1947年在巴黎，我最初几位阿根廷朋友——何塞?比安科、西尔维纳?奥坎波和阿道弗?比奥伊?卡萨雷斯——也都是博尔赫斯的好友。他们告诉我很多关于他的事，使得我还未与他见面，就觉得他也是我的朋友了。
很多年后，我终于跟博尔赫斯本人见面了。那是1971年，在奥斯汀。这次见面既礼貌又有所保留。他不知道该怎样看待我，我则无法原谅他那首赞颂阿拉莫卫士的诗——像惠特曼，但理由不及惠特曼充足。我的爱国感情不允许我意识到那些士兵的英雄主义；而他则没有意识到围攻阿拉莫是一场不公平的战争的插曲。博尔赫斯并不总是懂得真正的英雄主义与一般的勇敢之间的差别。成为巴尔瓦内拉（手下）的一名暴徒，与成为阿基里斯是不同的：两者都是传奇人物，但前者是环境的产物，后者是一个典范。
我们在墨西哥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其他会晤，都比较愉快。有数次我们都可以比较轻松地交谈，并且博尔赫斯发现一些他最喜欢的诗人，也是我最喜欢的。为了庆祝这些巧合，他会背诵这位或那位诗人的片断，于是谈话很快就变成某种精神交流。有一晚，在墨西哥，我妻子和我帮助他躲过一些纠缠不休的仰慕者的进攻；接者，来到一个角落，他在一班人的吵嚷和笑声中，给玛丽亚?何塞（译按：帕斯第二任妻子）背诵法国诗人图莱的诗行：
TuteallegresseasndefautEtsebriseelle-ee.
Sivusvulezquejevusaie,NerEizpastrphaut,
‘estavixbassequ‘nenhanteSuslaendred‘hiver
eeur,parEIlaufeuuvert,Quisenseehante.
（每一种快乐都有其缺陷，自动地碎裂开来。
如果你要我爱你，请不要笑得太厉害。
在冬天的灰烬下，是压低的声音使这颗心舒畅，
这颗心像封住的炉火，闷燃和歌唱。）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可以闲聊和漫步，享受当地的天气。他和玛丽亚?科达马（译按：博尔赫斯女伴）带我们去古老的莱萨马公园；不知怎的，他想带我们去看东正教堂，但教堂没开。我们满足于在潮湿的小径上，在有着高耸的躯干和歌唱的落叶的大树下散步。最后我们在罗马母狼雕像前停下来，博尔赫斯双手激动地抚摸着瑞摩斯的头。未了，我们来到托尔托尼咖啡馆，这家咖啡馆以镜子、金色装饰线条、大杯大杯的热巧克力和常有文人光顾而闻名。博尔赫斯谈起他青年时代的布宜斯艾利斯，这座出现在他早期诗中的“庭院空洞如碗”的城市——一座被发明的城市，却控制着一种比石头的现实更持久的实现，也即文字的现产。
那天晚上，他对他国家里的情况感到气馁，这使我吃惊。虽然他对阿根廷重返民主政制感到欣喜，但是他越来越远离那里发生着的事情。在我们这些痛苦的国家，做一个作家真不容易（可能在别人的地方也是如此），尤其是，如果你是个名人，受到两种敌人的夹攻的话——也即一方面是危险的妒忌，另一方面是虔诚的仰慕，两者皆目光短浅。此外，当时博尔斯已认不清他置身的时代。他在另一个时代。我明白他的不安。当我自己走在墨西哥街头，也是惊异地揉着眼睛：我们的城市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啦？博尔赫斯向我们吐露，他决定要“离开这里，死在别处，也许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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