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 艺术 的创作实践中，启蒙 哲学 精神与启蒙美学建构表现于审美结构中就是启蒙叙事。近年来，一些后 现代 学者对“五四”以来文化与文学上的启蒙叙事作了深刻的反省。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是，西方思想界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解放的承诺”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真理的承诺”这两种“宏大叙事”在现代 中国 影响 巨大，分别产生了中国激进主义的 政治 传统和独断论的思想传统，我们至今仍然深受这两种“现代性传统”之苦。①他们认为这种“解放叙事”与“真理叙事”的特点，即致命缺陷在于它所坚持的是一成不变的理性，即抽象的理性，追求的只是一种自身同一性的线性结构，如利奥塔所指出的这类宏大叙事含有未经批判的形而上学成分，它赋予了叙事一种霸权，这是通过赋予其合法性来实现的，而这一霸权夸大了叙事与知识的等同。一些文学 研究 者也以这种 理论 为根据批判中国现代启蒙文学的宏大叙事充当了启蒙的工具，忽略了审美的启蒙。我认为上述 分析 与观点存在着这样几个 问题 ：其一，完全以西方后现代学说为理论根据，这本身就不符合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 发展 的实际进程，或者说这种 方法 仅仅是在“批判的工具”方面颇有创新，而缺乏“工具的批判”；其二，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在现代性问题上未曾达到过“理性主义”的高峰，并未在真理性问题上取得霸权地位，所以用后现代、后启蒙主义的理性多元性理论、反本质主义理论或“小叙事”理论来反思并批判现代启蒙叙事，实在为时过早；其三，如果说中国现代的政治激进主义与独断论的确一度取得了霸权地位，为害匪浅，需要用理性的多元主义、相对主义进行解构和批判的话，那么完全可以说这种政治激进主义本来就不能代表真正的启蒙主义思潮，充其量只能称其为“伪启蒙主义”，这样的话，他们用后现代理论所批判和解构的其实主要是伪启蒙主义，仍然没真正涉及原创性的中国启蒙主义。其四，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建构虽是以救国、立国或政治叙事作为缘起的，但当启蒙主义真正进入建构过程之后，政治与国家观念其实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抛掉了；而且在启蒙主义转化为可操作性的启蒙叙事策略时，启蒙又是从人的本能欲望、生命力以及中国的国民性作为源头的。这就决定了其启蒙叙事所包含的形而上学不可能是未经批判的，其理性也不会是纯粹抽象的。

那么应如何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叙事，它到底有何特征呢？中国化的启蒙哲学与美学精神其特征在于，从人的本能欲望之发掘与提升到人的自由意志之塑造并进而实现创造性的自我，从逻辑上说这是一条线性结构，但在这一线性结构的中心环节又有一个由理性与情感的动态激荡而形成的面式结构。②它的介入使整个启蒙过程成为一种复式结构：其一是从本能欲望——理性——自由意志——创造自我；其二是从欲望——情感——自由意志——创造自我，二者相互交织在一起。这一复式结构的特点在于前者与后者之间互为前提互为保证，缺一不可。换言之，理性通过对情感的作用保证后一结构的完成，而情感通过对理性的作用又赋予前一结构以合法性。如果将其置于启蒙主义的文化动力系统之中，二者的交互作用共同指向自由意志的塑造，也标示了逻辑统一性完成；而从美学范畴来说，这一动力系统中的理、情、意分别表现为真、美、善，真与美的互动 自然 地指向善，而“自律的创造的生命自我”之形成也就标志着通往真善美相统一的最高境界。对此郁达夫的说法极有代表性：“小说在艺术上的价值，可以以真和美的两条件来决定。若一本小说写得真，写得美，那这小说的目的就达到了。至于 社会 的价值，及伦理的价值，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尽可以不管。不过事实上凡真的美的作品，它的社会价值，也一定是高的。”但是这种效果是“间接的影响”，不能是有意识的，因为“实际上真正的艺术品，既具备了美、真两条件，它的结果也必会影响到善上去。”③由此就决定了其启蒙叙事既不是纯理性主义的，也不是纯感情主义的；既不是纯自然主义的，也不是纯浪漫主义的。这两种叙事可称之为“理性浪漫主义叙事”和“情感理性主义叙事”。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可以重新解释为什么在“五四”时期现实主义思潮与浪漫主义思潮同时成为文学上的热点，为什么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几乎同时崛起于文坛，其“对立互补”正蕴含着上述必然性与合理性。扩而大之，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文学的启蒙叙事之所以以“理性浪漫主义”与“情感理性主义”为特点，亦有着更为深广的文化人类学与哲学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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