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史上，出現於上個世紀40年代的「戰國策派」以其理論上強烈的德國色彩和立論的鋒芒大膽而給人一種非主流文化派別的印象，在當時和以後都倍受矚目和爭議。在此，筆者想大致探討一下「戰國策派」的文化特質，他們的文化追求，以期讓更多的人來了解和關注這個大家還比較陌生的文化派別。


　　魯迅曾這樣描述過他理想中的中國文化：「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1。為了早日擺脫內外交困的境地，真正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戰國策派」同樣走上了內外求索的文化探尋之路。即陳銓所講的「假如我們承認中國文化應當拋棄壞的，保全好的，那麼我們就不啻無形中承認，文化是可以改建的。改建一方面在自身，一方面要借鏡。外來的文化， 自然 也要一部分地移植」2。


1.　向外：德國，還是德國


　　「戰國策派」的理論資源皆來自德國：從作為「戰國策派」的歷史觀和 方法 論的文化形態史觀，到作為他們的哲學觀和哲學基礎的意志哲學，到他們追慕的「狂飆運動」，無一不然。這是同「戰國策派」對世界先進思潮先進文化的認識分不開的──他們認為歐洲文化中日爾曼文化才是主流，過去介紹西方文化多偏重英、美文化是偏頗的做法，所以他們要「用介紹德國文化來補救這缺點」3。


　　「戰國策派」三員主將亦從不諱言他們對德國文化的熱愛。林同濟視「尼采的《薩拉圖斯達》」為自己最愛讀的書4，甚至專文批評了當時一些翻譯中歪曲尼采（F..Nietzshe）的現象。雷海宗更是從30年代起就運用「文化形態史觀」來觀照歷史和現實的「中國學界第一位的形態歷史家」5。被稱為「長篇小說七大家」6的陳銓也表示，「中國近幾十年對於英美派的思想，已經普遍介紹，稍微懂得一點新思想的人，除了英美派思想以外，就無所謂思想，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要來介紹德國思想，當然要引起一般人的驚駭反對」7。就「戰國策派」成員及與其關係密切的諸人等來講，很多也都是留德出身。


　　其實中德之間的文化交流很早就開始了，這有陳銓的《中德文學 研究 》為證。而兩國的自主交流則要到十九世紀後半期，這之後幾乎每一時期都有一個或幾個雜誌（報紙副刊）成為德國文化的重鎮，構成了一定的代表性。有關當時中德交流盛況的論述也很多，如柯偉林（illia.Kirby）的《蔣介石政府與納粹德國》8，陳意新的〈中德關係與中國現代化模式〉9，丁建弘、李霞的〈中德學會和中德文化交流〉10，劉殿君的〈三十年代中德軍事關係及其對中國抗日戰爭的影響〉11等等，季羨林的《留德十年》12、陳西瀅的《西瀅閑話》13也提及當時留德的風氣之盛。


　　「戰國策派」的出現正是中德交流的必然結果。「戰國策派」的一個顯著特色，也在於它雖然有許多文章出自美學家或文藝家的手筆，但它並不是一個純粹的美學或文學團體，對德國文化中的審美精神的時代性和現實意義的關注才是最重要的，特別是對德國啟蒙時代的思想革命對中國人的啟發意義，以及尼采所提倡的帶有審美主義色彩的權力意志與酒神精神對中國人的意義，這些文章都予以高度的重視與強調14。如陳銓所言：「談現代德國史，我們必須維持一種客觀的態度。希特勒的侵略必須打倒，必須指斥，但，十八世紀以來，普魯士 政治 家如何把德國民族化分為合。化弱為強，化無能為光榮，整個過程中，大有可資我們借鑒之處的。」15從中可以看出「戰國策派」之所以熱愛德國文化，相當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能從中學到民族自強之道。


2.　向內：臧否五四？繼承五四？


　　「戰國策派」因它理論的新奇偏僻和對戰爭雙方性質的淡化引來了巨大的非議，而它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膽臧否，則加劇了當時的左傾文藝陣營對它的惡評。雖然在實際上，「戰國策派」給了「新文化運動」總體以相當高的評價，但它又一直耿耿於懷「五四新文化運動」沒有像德國的「狂飆運動」那樣形成一種民族意識普遍覺醒的運動，使中國失去了借歐戰後短暫的和平局面來積蓄力量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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