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中国 文学史上，关于建安诗歌的思想 艺术 特色，是用“建安风骨“加以概括的。“建安风骨”一词，虽然是出自宋严羽的《沧浪诗话．诗评》，但在解释“建安风骨”时，基本上是沿用刘勰《文心雕

龙》的说法：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

此其所同也。(《明诗》篇)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

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时序》篇)

这两段话，由于受骈体的限制，有的地方表述得不很清楚，也不尽符合建安时期文学创作的实际。

首先，建安时期诗歌的 内容 和题材范围，并不都是“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之类。试想，一班吟风弄月、流连光景，只顾在诗歌中述说恩宠荣耀的际遇，描绘宴集酣饮的盛景的诗人及

其创作，怎么可能是“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产物，这种诗的情辞格调又怎么会“梗概而多气”呢?很显然，在这里，刘勰除忽视了时间上的阶段性和文体上的 发展 演变以外，他在《时序》篇提出的“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关于文学和现实关系的～系列精辟见解，并未完全贯穿到对于建安诗歌的论述中去，他没有着眼于这一时期诗歌的发展变化，而把“建安之初”和“建安之末”混为一

谈。

其次，刘勰不提魏武对建安诗歌的开创之功，只讲他“雅爱诗章”是不够的。对“文帝、陈思”的评述，也过于笼统。“建安之初”，曹氏兄弟尚在童年时期。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丕仅十岁，曹

植只有五岁。即使史籍中关于曹丕“年八岁，能属文”，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文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的记载是事实，也不能把他们列在“纵辔以骋节”的领衔地位上。就是到了建安中、后

期，曹丕、曹植也不能一概而论。曹丕最大的贡献不是在写作五言诗上，甚至可以说不在诗歌方面，主要是在文学 理论 的建树上；曹植虽然大量写作五言诗，但他最好的五言诗即不是“建安之初”写的

，也不是建安年间写的，而是在魏文帝黄初至魏明帝太和年间产生的。

再次，“建安”作为年号纪年是二十五年，即公元196年至220年，但作为文学发展的一个独立阶段，它的上限应早于196年，而下限应延长至魏明帝太和年间，即曹植去世为止，大约有四十多年。在

这段时间内， 社会 政治 、 经济 等各方面都有很大变化，同样，在文学上，也有一个衍变过程。

一

建安诗歌的衍变过程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汉灵帝中平年间(公元185年至189年)开始。这一阶段的 时代 特点是：“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

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葚，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多相食，州里萧条……”(《资治通鉴》卷六十二)。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曹操应运而生。

曹操是 历史 上罕见的桢干之材。《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称他是“运筹演谋，鞭挞宇内”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鲁迅也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而已集’魏

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兼并群雄，统一了北方。他思想先进，忧时悯乱，对政治与社会 问题 的感受和见解敏锐深刻。又是一个“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三国志·魏书》卷

二《文帝纪》裴注引)，长年勤学专思的人。得力于此，他才能写出《蒿里行》、《薤露行》、《苦寒行》、《却东西门行》一类作品。钟惺评《薤露行》说：“道尽群雄病根……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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