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是甘肃酒泉县一个关押右派犯人的劳改劳教农场。从1957年10月开始，那里羁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1961年10月，上级纠正了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并开始遣返右派犯人。此时幸存者还不到一半。

　　高尔泰是夹边沟农场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在其近作《寻找家园》中，高尔泰以细腻的笔触，冷峻的语调回忆了几个夹边沟难友，几个难友相同的悲惨遭遇令人唏嘘不止，而他们在严酷的环境下所呈现的不同的人生品质又让人掩卷沈思。

一　安兆俊：「记住，不光是要活下去，还要活出意义来。」

　　1958年10月1日，高尔泰所在的新添墩分场四个大队全体人犯，天不亮即起床赶路，步行两、三个钟头，到达场本部所在地夹边沟，参加庆祝国庆大会。

　　庆祝大会一开始是全体人犯合唱《国际歌》，接着是刘场长训话。照例都是套话，听得高尔泰昏昏欲睡。「突然有几句话，像锥子似地钻进了耳朵：……个别人狗胆包天，竟敢记秘密日记……没有马上治你，是为了给你一个主动坦白的机会……你不坦白，就看你表演……我脑子里轰地一下，响起了无数蝉鸣，完全清醒了。」1

　　原来，高尔泰一年前进农场时就带了一堆书，还有一本日记。「里面都是那种懵懂年龄里一个自由爱好者一闪一现的小感想。诸如『一个 社会 里个人自由的程度，是这个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志』，或者『我的世界是这么大，这么千山万水无穷无尽；我的世界又这么小，这么咫尺千里寸步难行』之类。毫无操作意义，本身微不足道。但要是被别人拿到，后果却十分严重。在那右派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年代，没人代为保管，又不甘心销毁，只有带在身上，终于一直带到农场来了。」2

　　听了场长的话，高尔泰直感到天旋地转。「一时间我觉得，好像脚下的土地在往下沈。别说是外面的形势，周围这些捉虱子缝纽扣打瞌睡的人们，也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幻影了。想起了父亲母亲姐姐和妹妹，音容笑貌如在 目前 。我担心，再也见不着他们了。」3

　　当然是一场虚惊。

　　农场的农业队第一大队的大队长安兆俊已偷偷把那本日记烧了。安兆俊是 历史 学家，原先在民族学院 研究 新疆史。是夹边沟农场第一批关进来的右派分子之一。当时，在劳改队和劳教队，用犯人来管理犯人是普遍的事（这一点与纳粹集中营的做法很类似），安兆俊便当上了农业大队的大队长。因为是队长，管教干部们忙不过来时，也把一些杂事交给他做，其中包括把没收来的东西分类登记。这样，他才有机会看到了高尔泰的那本日记，他知道这日记是祸根，就冒险偷偷藏起来，「趁帮竈时，丢在炉膛里烧了」。

　　奥地利医生弗兰克曾被囚禁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关于集中营里的俘虏，他说过一番发人深省的话：「集中营中的生活经验，显示出人的确有选择的余地。有太多太多的实例足以证实：冷漠的态度是可以克服的，暴躁的情绪也可以控制。人『有能力』保留他的精神自由及心智的独立，即便是身心皆处于恐怖如斯的压力下，亦无不同。

　　在集中营呆过的我们，都还记得那些在各房舍之间安慰别人，并把自己仅余的一片面包让给别人的人。这种人即使寥若晨星，却足以证明：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惟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一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4而「正是这种不可剥夺的精神自由，使得生命充满意义且有其目的。」5

　　可以肯定地说，安兆俊正是没有被苦难、被严酷的环境剥夺了「人性最后的自由」的人，所以，尽管身陷囹圄，尽管饱受折磨，他仍做到了「使得生命充满意义且有其目的」。

　　安兆俊看了高尔泰的日记，很喜欢这个有思想的年轻人，也为他担心，怕他承受不了农场非人的折磨，于是，他冒险找了个机会，对高尔泰说了一番推心置腹而又语重心长的话6：

……真担心你的承受能力。处境越是绝望，人也越容易沮丧。特别是我们这种，都是些孤独的个人，没有个组织的支援，没有个舆论的声援，也没有个社会的同情，……我们这里，名演员偷别人的馒头，大 音乐 家涎着脸乞求一丁点儿施舍，在外国拿了两个博士学位回来的学者，为抢着刮桶，打架不要命，这样的事，多得都不奇怪了。至于自打耳光，告小状、一年到头不洗脸不梳头不补衣服的，那就更普遍了。这都是精神崩溃的表现。现在死掉的人越来越多，我想除了饿和累，精神意志的崩溃，也是一个原因。你还年轻，一定要坚强些，再坚强些，要学会经得起摔打。这个，谁也帮不上忙，全靠你自己了。说着他瞟了一下闹钟，站起来，说，回去了好自为之。记住，不光是要活下去，还要活出意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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