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翻译研究领域，近年来可以说有两大派别占据了主导地位：一派以广义上的语言学为基础，致力于建构和发展经验性质的翻译科学；另一派则从历史的角度通过描写的方式来研究翻译问题。两者尽管大相径庭，但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即具有较强的经验性，与纯理论研究形成了对照。本文旨在通过对三本代表性著作的考察，来管中窥豹，看当今西方两个主要译学研究派别的某些特点，同时可以对西方的纯理论研究略有了解。

关键词：翻译研究、新发展、代表作

ReentDevelpentsinTranslatinStudiesasSeenfrThreeRepresentative
BksPublishedinthe1990’s
Dan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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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rds:translatinstudies,develpents,representativebks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西方翻译研究进展迅速。如果说西方译学研究在60和70年代的突飞猛进主要得益于语言学的快速发展的话，在近二十年里，文化研究、文学研究、人类学、信息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和广义上的语言学等均对翻译学科的发展起了较大的推进作用（参见Gentzler
1993,Neubert≈Shreve1992）。尽管翻译研究的方法纷呈不一，但近年来可以说有两大派别占据了主导地位：一派以广义上的语言学（尤其是语篇语言学和话语分析）为基础，致力于建构和发展经验性质的翻译科学；另一派则从历史的角度通过描写的方式来研究翻译问题，意在揭示翻译实践与研究中蕴含的文化与政治因素（参见Venuti,
1997）。

本文旨在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三本西方译学研究代表作的考察，来看西方翻译研究新发展的一些特点。这三本著作分别为巴兹尔·哈廷姆（Basil
Hati）所著《跨文化交际：翻译理论与对比语篇语言学》（1997）；哈罗尔德·基特尔（HaraldKittel）与阿明·弗兰克（Arin
Frank）主编《跨文化性与文学翻译的历史研究》（1991）；丁达·戈尔莱（DindaGrlee）所著《符号学与翻译问题》（1994）。就这三本书来说，哈廷姆的著作可视为上文提到的第一大研究派别的典型著作，基特尔与弗兰克的书则是第二大派别的一部代表作。这两大派别尽管大相径庭，但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即具有较强的经验性。与此相对照，戈尔莱的《符号学与翻译问题》一书则是纯理论研究的代表。通过对这三本书的考察，我们不仅可以管中窥豹，看到当今西方两个主要译学研究派别的某些特点，而且可以对西方的纯理论研究略有了解。


一
近二十年来，对比语言学、语篇语言学和翻译理论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将这三者结合起来研究的论著尚不多见。哈廷姆的《跨文化交际》一书在这方面作出了可喜的努力(详见Shen
1999)。哈廷姆在书中提出了一个语篇处理的理论模式。它包含语境、语篇结构和语篇组织这三大部分。在探讨语境时，哈廷姆主要采用了语域理论（the
theryfregister），但将符号学和语用学（主要用于意图研究）也纳入了语域分析，如下图所示（Hati1997:22）：


哈廷姆认为“规约性交际”（InstitutinaluniativeTransatin）、“语用行为”（Prag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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