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代化经典理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意味着城市和乡村的中心—边缘、支配—被支配的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乡村将面临严峻的挑战：生存还是毁灭，衰败或是复兴，遗弃抑或重建……任何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必然面临并必须解决这一“哈姆雷特”式的难题。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正是在现代化背景下提出来的一个社会改造和发展问题。在古代，社会是乡土社会，农业是主要产业，民众主要是农民，以农耕文明为特质的均质性社会按照自身的逻辑演绎和发展。因此，在古代，农村、农业和农民并没有构成社会和政治问题。只是随着以工业文明为载体的工业、城市和工人等现代文明因素的出现，与传统农业文明密切相关的农村和农民便构成了社会和政治问题。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其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启动的，在此情景中，作为传统因子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便格外突出。自本世纪以来，在西方工业文明裹挟的大量现代因子的冲击下，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日益凸显，成为知识界和政府十分关注并致力于解决的重大问题。由此，本世纪关于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研究便具有了明显的“问题导向”的特性。
　　　
20世纪上半期：农村的衰败与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自19世纪60年代晚清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作为现代化“弃儿”的农村和农民一直在衰败和危机中挣扎。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不仅没能遏制农村衰败、克服农村危机，反而全面激化了自晚清以来乡村社会中所凸现出的全部矛盾，酿成20世纪上半期农村空前的社会与政治大动荡。日益严重的农村与农民问题，引起了当时的知识界和政府的广泛关注，试图寻找治病的良方，由此在三四十年代形成了本世纪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在这次研究高潮中，国内实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一种是出于救国救民的政治需要而研究农村和农民问题，其中以毛泽东和梁漱溟为代表；另一种是从学术上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并为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提供了思路，其中以费孝通为代表。

1.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道路”。由于现代化造成农业和农村的衰败，引起一批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反思，梁漱溟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浸染，深厚的传统文化背景使梁漱溟洞识到，西化道路不可能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自19世纪后期的自强运动以来，中国经历了一次次社会变革，领导变革的知识分子都认为通过学习西方可以使中国富强。但是，这些运动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造成无序和混乱，是农民群众而不是知识精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财富和机会集中于城市，农村一步步遭受劫掠，特别是以都市文明为载体的西方文化破坏了传统的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这一中华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础。以西化为目标的现代化给农村造成苦难这一事实证明，一味仿效西方都市化、工业化文明无济于事，中国只能复兴“以农立国”的中华文明，知识精英只有转向受西方文明浸染较少且受西方苦难最多的乡村，才能找到中国的出路。他认为：民族自觉的头一步，便是觉悟到乡村，从这一步，就可以觉悟到一切，觉悟到我们原来的社会构造的特殊，觉悟到我们自有我们的前途。所以，乡村建设是中华文明复兴的起点和基础。

梁漱溟之所以提出“乡村建设”，而不赞成共产党的农民革命，是基于其对中国国情的独特理解。他从文化本位出发，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人伦关系为本位，只有职业之别，而没有阶级之分，因此只有建设之任务而没有革命之对象。中国的问题虽然包含政治经济问题，但实则是近代西方文明冲击造成的文化失调问题，其出路是改良文化而不是制度革命，解决乡村问题进而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是通过乡村建设复兴中华文明。乡村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依靠乡村自治，创造一种以理性和伦理为基础的新团体组织，由此推动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全面进步。为此，在国民党地方派的支持下，他及其同事身体力行，先是举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培养有志于乡村建设的知识精英，后又直接到山东省邹平从事社会实验。可以说，乡村建设运动带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是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文化改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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