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讨论全球化 问题 的 政治 维度。在国内学术用语中，“ 经济 全球化”是一个被普遍使用的概念，全球化问题的政治维度则多用“政治多极化”指称之。笔者以为，“政治多极化”概念的逻辑前提是对现存主权国家框架的非批判性认可，但在全球化进程中，这个主权国家框架本身及其蕴含的原则恰恰是已经被置疑的东西，无论在 理论 上还是在实践上。有鉴于此，我将引入“全球治理”这个近年来国际学界常用的术语，并赋予其更严格的 哲学 人类学含义。政治哲学视野中的全球治理代表着一种新的人类文明观，它的价值预设包含着对已经存在400年之久，既大大推进了文明世界的 发展 、又造成了当代文明诸多问题的主权国家原则的扬弃。

中国 的民族国家战略也是在现存主权国家框架内形成的。而且，作为一个有着双重“身份”的大国（既拥有灿烂而漫长的前 现代 文明史，又曾在近代遭受列强欺侮），百年来中国人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和民族国家战略的实施打上了极其鲜明的 时代 烙印。那么，在世界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的今天，面向未来的中国民族国家战略的价值前提应该是什么？如何理解中国国内的民主政治建设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对新的人类文明观的界定是站得住脚的，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外交”、“内政”政策又当作何调整？本文愿意就回答这些问题作出尝试。

一、全球治理：政治哲学视野中的人类新文明观

“全球治理”何以可能？根据何在？

俞可平曾把全球治理界定为“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各国公民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民主协商和合作，其核心 内容 应当是健全和发展一整套维护全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包括处理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全球规则和制度。” 　作为一个描述性定义，这个界定还是比较准确而全面的。“治理”与“统治”不同，统治带有强制特征，治理则更多地指某种协商活动；统治的主体只能是政府，治理的主体则带有多元性（政府、非政府性民间组织、公民个人都可以成为协商主体）。治理又可分为“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治理是国内治理在国际范围中的延伸。”

最后这句引文显然需要进一步讨论。事实上，当我们谈“国内治理”是一种治理时，我们已经预设了某种民主政体的存在。因为只有在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统一于一个政治架构时，非强制的、以参与为特征的协商机制才可能建立起来并发挥效用。同时还应指出，民主政治架构下的国内治理，并不排除强力的运用，只要这种运用符合一国公共利益的最高要求。“全球治理”就不同了。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全球统一的公共权力机构，还没有一个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相统一的全球政治架构；构成全球治理之国家角色的政府亦并不全是民主政府，这个事实意味着在以政府名义参与的全球治理活动中，政府的行动不一定代表该国公民的集体意志；更重要的是即便假设所有的国家都实行了民主政治，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全球治理就会按照合乎人类理性的最高要求顺利进行，因为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的可能冲突并没有被消除。

不妨举个例子。污染和环境破坏是当今令全世界都感到头痛的问题，但对污染的治理“国内”场合和“国际”场合却有很大的不同。在“国内”场合，对一条河流的污染治理也会遇到重重困难，河流上游城市对污染源的控制通常并不热心，因为这种控制不会使自己直接受益，反倒要由自己支付成本。但中央政府作为全国的公共权力机构可以采取 法律 、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要求、引导、在必要时命令地方政府服从全局，哪怕牺牲某些地方的局部利益。而在“国际”场合，人们发现很难真正解决诸如空气污染物的越境排放、有毒废料的国际运输、濒危动植物种群的减少、全球臭氧层的衰竭等问题，因为此类问题都是跨出国界以外的地区性乃至全球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无力单独解决之，也不愿意单独承担之。在联合国框架内形成的某些国际协议对协议签署国有一定约束力，但联合国没有权力命令哪一个主权国家在制止生态污染方面采取行动，尽管这种行动肯定有利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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